焦点热议: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痛爱之间，有望不尽的天地

烛影摇红的斗室里，幽深明灭的台中央，一张石台上静静躺着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旧鲁萨小镇上的酒色之徒，一个毫不关心自己子女，却又积极主张取消教会与国家两种统治实体的分野，实现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净化。

身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19世纪中后叶俄罗斯社会各类矛盾综合体的费尧多尔，在开场便已死去。围绕着他的葬礼，展开了他与长子德米特里、次子伊万、三子阿廖沙以及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之间难舍难分的爱恨交缠。伴随在葬礼进行空间与审判时间流逝过程中的，是死去的主人公与四个儿子轮番登场，自剖心迹同时向观众宣陈他们各自的笃信哀乐。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作是一部长达七十多万字的鸿篇巨著，除了以费尧多尔去世展开的人性叩问，大量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时代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内中更有以神父佐西玛的第一人称口吻展开的自传部分，人物繁多，线索错综。作为在韩国已经大获成功、导演亲自赴华执导的同名音乐剧作品，显然在两个多小时的篇幅中无法也没有必要涵盖小说中的所有细枝末节。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经过了三轮的演出，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将在6月16-18日在YOUNG剧场进行第四轮演出。音乐剧将故事聚焦于费尧多尔的葬礼场地，开篇即令主要角色全部登场，在充满悲怆色彩的开场曲内，角色轮番咏叹观众尚未完全收获的信息，以此展开回溯，事实上是直接将此剧矛盾核心聚焦于家庭成员身上，从一父四子各自的心路，缓慢展开一幅舞台画面上并不直接表现出来的旧俄浮世绘。

作为中韩密切合作的音乐剧大戏，《卡拉马佐夫兄弟》有效吸收了韩国版上演时就非常注重的舞台美术效果，将“浮世绘”的概念比较直接地以幽暗室内的明灭环境表现，演员在这样表层封闭、可作多重意涵拓展的舞台空间中表演。富有深长意味的是舞台右侧时明时灭的烛台，随不同人物的登场而点起舞台的整体氛围。恰似维米尔名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一般，非但呈示人物心迹，亦在画作/舞台的总视觉基调上印刻下重彩的一笔。

根据富于音乐剧创作经验的导演吴世爀所言，《卡拉马佐夫兄弟》音乐剧的核心是葬礼引发的众人心中恐惧与矛盾，这在原作中是“浮世绘”的一个切入面，于音乐剧中被放大成为叙事主线。因此，德米特里的暴烈与反省、伊万极具旧知识分子式的不羁与自我质疑、阿廖沙在东正教信仰与现实人心之间的徘徊，及至斯麦尔佳科夫执念式的错信，都得到了充分的叙事空间。

音乐剧以“谁杀了父亲”这一单刀直入的悬念拉开故事序幕，令几大角色直接面对舞台上出身于“三堵墙外”的审判官陈唱，用“爱”作为引子，联结起一家人的爱恨情仇。儿子们共同上场，以《一派胡言》唱段呐喊嘶吼，堪称是全剧表意情状的代表。

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伊万与宗教见习者阿廖沙兄弟之间关于爱与信的探讨，一度构成全剧的思想主结构。在被音乐剧突出表现的“无爱”家庭中，身处面对“信仰”意念两端的弟兄，除了表露各自心路历程之外，更重要的是展示并试图弥合各自的分歧。这一点在蒙受谋杀指控的长子德米特里身上也得到了具体体现：他是与父亲有最直接的冲突，且冲突焦点是最为普适人性的财产与爱情，然而随着叙事进展，德米特里基于“被抛弃的长子”背景的孤绝与对人生透彻的洞察，逐渐占了上风，角色的质感从单纯的狂莽之徒提升到了窥看众生的高度。

对已经死亡的费尧尔多夫来说，也是一样，如同在音乐剧《赵氏孤儿》中始终跟在程婴背后的牺牲之子一样，费尧多尔的身体死了，但属于叙事者意义的灵魂，始终在台上闪转腾挪，时见狂放拙劣，偶尔静默凝思。剧中有一段费尧多尔面对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儿子们的演唱，直白地表露了这个以凶狠面相示人的矛盾综合体心底里划过的一抹情动。他深深理解儿子们的爱与痛，却只能在“父后”的角度，带点犹疑地确认情感。这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略显平淡的一刻，于角色却有画龙点睛之功。鉴于音乐剧基本甩开了原作剑指社会现实的沉重包袱，同时又试图承接陀思妥耶夫斯基灌注于小说之中的诸多无解之问（有趣的是，这些属于“无法回答”的终极精神之问，在音乐剧聚焦“爱”的结构里，同样无法被回答，而这无法回答本身，正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一种还原），通过各环节的主题音乐构架起的人物性格和性格主题更紧密地汇聚于情感的聚散。

然而这聚散终究不只是情感上的，而是在于各个角色基于自己不同经历而完成的价值观念，正是这一层面上无法弥合的南辕北辙，造成了全剧开端的悲剧。在这里，不仅思想涌动力突出的伊万和阿廖沙的分歧足以引爆张力，包括父亲、长子、私生子在内的主要角色，各自拥有一套思维主体性极强的逻辑，正是他们赖以荣耀的各自坚守，造成了人类永恒的冲突。

事实上，中文版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演出阵容统筹中，必然包含了对演员适配角色的精准把握，因为仅有音乐剧的表演功底，对人物本身的生成无所介入，恐怕演不好这些表象浮华，内在极端复杂的角色。此剧的演员显然完成了这一关键动作，将肢体与演唱的精气神灌注于角色自身的独有“本色”中去，令几大主人公鲜活地在台上站立起来。若纯从音乐剧文本语汇的角度来看，《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唱词文本其实并未达到中文的最高标准，然而词汇与音乐语汇的配合，仍然能够激发角色性格的内在张力，是在音乐剧（尤其是华语音乐剧）观赏特性与这样一部具有全球性代表意义的小说名作有机结合的成功尝试。

也因此，本剧切入点是“爱与痛”，但支撑起有限时空中群像的，恰恰是意在言外的“神话指向的时代”以及最为具体的“创造神话的时代”，文本的内外皆一目了然。娱乐世纪与“苦难历程”的对撞，成就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持续焕发新的思想生命，如上所言，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意识到但未能说明或解开的人类文明精神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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